长珠三角洲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两大区域，是国民经济的脊梁，回首她们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发展道路的各不相同，成长的历程也各具特点。
一、地理位置的优越程度不同，一个紧靠港澳，一个围绕上海。龙头作用各具优势。
长三角地区位于华东平原，交通便捷，四季分明，物产丰富，自古就是一个富庶之地。
这里河网密布，通江达海，自古至今都是商贾云集的繁华之地。
这个地区也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人民生活最富裕的经济区域。
特别是最近，长江三角洲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沪宁、沪杭、杭甬交通沿线为城市密集带，也是产业集中带和生产力发展的主轴线，沿江、沿海地带的港口、工业和城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得到快速发展，以上海为龙头、南京、杭州为轴心的经济发展带已经初步形成。
而珠江三角洲位于华南平原，这里的地表自然环境特点是地势低平，河网密集，土质肥沃，水热资源丰富。
珠江三角洲地区自明末清初开始大兴基塘耕作制度，并不断扩大垦殖面积，发展商品农业，逐渐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农业区和商品粮基地。
这里物产丰富，尤其区位优势明显：该地区紧靠港澳，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窗口，了解世界经济发展最新动态的跳板，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港澳互补，在港澳经济的带动下，逐步形成自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一个最早开放，有各项政策扶持，各项政策法规较为健全，经验丰富；另一个经济基础好，自古以来就是经济发达区。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由于其紧靠港澳的区位优势，作为我国对外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国家在其发展建设过程中给予了相当大的政策扶持，包括财政和税收方面，整个广东省上交国家的财政收入不及一个苏州市，令当时的上海、江苏等地区非常羡慕。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叶选平也非常感慨的说过：广东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扶持。
珠三角地区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主体，也是中国区域经济中最具生机活力的重要增长极之一。
进入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在港澳外部因素和区域内改革力量的合力驱动下，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腾飞。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凭借其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以“三来一补”、“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起步，并大量吸引境外投资，迅速成为中国经济国际化或外向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而长江三角洲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经济发达、物产丰富的富庶之地，从“苏湖熟，天下足”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从发达的农业高产地区到今天全国工业最先进的集中之地，每一步的成就都不靠国家的政策优待，凭借自己的力量，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开始，以区域内城乡自我积累为支撑，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
如今长三角经济进入了一个以上海为龙头，以建立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为目标，高新技术产业得到迅猛发展，产业结构高度不断提升的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带。
目前，长三角地区凭借其拥有的良好的基础设施、发达的科技教育和日趋完善的政策环境，成为国内外投资者关注的“热土”，特别是跨国资本正大举向长三角地区转移。
三、经过20多年的发展，长珠三角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脊梁，是中国国民经济中最具竞争力的两大区域
从总量指标上看：（以2005年统计公报数据为例）。
从人均指标上看：
长珠三角洲包括上海和隶属江苏、浙江、广东的25个地级以上城市，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人民生活最富裕的经济区域。
2005年末，全国人口数为130756万人，而长珠三角地区25个城市，占地面积不足2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2%；而人口仅为12183.925万，只占全国的9.32%，然而，就在这片弹丸之地上，2005年无论从经济总量上，还是人均相对指标上看，均远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有些指标甚至达到全国水平的三分之一强！。
尽管经过20多年的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由于长珠三角洲各个城市规模相对较小，无论从地理位置、人文历史，还是气候条件、生活习惯都非常相近，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所面临的发展过程中的障碍有所不同，下一步的发展战略也有所不同。
首先从长三角各个城市来看，由于他们分属于上海、江苏、浙江，长期的行政管理的割裂，在产业提升过程中必然存在：
（1）各自为政导致产业缺乏合理分工。
从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已基本实现了产业结构从适应性调整向战略性调整的根本性转变，正朝着工业化后期阶段迅速迈进。
但是，长三角在产业提升过程中，面临着各自为政的问题。
由于长三角内16座城市分属浙江、江苏、上海三省市，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地区之间的协调难度很大，从三省市主要出口行业的产值看，名列前几项的主要行业中就有三至四项是完全相同的。
这种趋同的行业结构在以行政地域统计GDP的指挥棒下，必然导致恶性竞争，企业间的关联与协作难以开展，区域整体优势无法形成。
（2）从区域现代化的目标看，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目前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
主要是产业结构趋同，城市间缺乏合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生产力布局重复、产业结构趋同等问题非常严重，甚至于在对外招商过程中还竞相降低门槛。
大都市连绵区尚不发达，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缺乏统筹协调，区域环境污染严重，可持续发展能力亟待提高。
而市场分割、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都是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因素。
而珠江三角洲则其所包含的九个城市均属于广东省，因此，它不存在由于行政管理割裂所存在的各自为政等弊端，但是，由于地理上的区隔，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历史上就不具有对内地的辐射性。
改革开放20年，它也一直是以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见长，对市场的辐射和影响主要在国外而不是国内，因此它对中国经济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出口大省这个角色上。
而且，人们普遍认为珠三角没有“龙头”，也就是“龙头效应”没有在珠三角很好地发挥出来。
另外，再以城市功能和定位而言，据介绍，广东省原来明确支持以“中心城市”定位的城市只有广州和深圳，而东莞市之后又高调向媒体宣布“东莞要建成现代化中心城市”。
再从产业来看，深圳有一年一度的“高交会”，东莞就来一个“电博会”，顺德、珠海、中山、惠州、深圳，各地都在搞家电制造业，产业趋同性十分明显。
珠江三角洲地区缺乏一个大家公认的领头羊城市。
这种战国纷争的结果，造成资源的浪费，无法形成整体力量，其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自然大打折扣了。
针对目前两大经济区所存在的问题，下一步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已制定，作为亚太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如何通过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从整体上取得经济发展的主动，保持其经济体系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因此，加强政府合作进行市场体系建设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协同调整的工作重点之一。
随着市场意识的不断强化，长三角目前已在实现错位发展。
如现阶段二、三产业并举的上海市，和以制造业为主的江浙发生竞争在所难免，但上海的制造业将会慢慢向周边迁移，上海产业中的工业比重也会逐渐缩小，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现代都市经济过渡。
在外来投资上，制造业去江浙，商业服务业去上海，中小企业去江浙，大型企业去上海。
现在高科技台商纷纷向昆山、苏州、无锡等地集聚，形成完整的IT制造业群落，上海则为周边企业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方位服务。
这些具有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城市群落，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和市场。
本文原文
另外，作为实现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关键措施，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都十分注重市场建设，现已初步建立了一批与国内市场接轨的金融、技术、商品等要素市场框架，形成了一批年成交额超百亿元的商品市场。
其中，上海目前已基本建立了包括批发、零售、现货和期货的多功能、高层次市场体系，成为中国现代化大市场交易数量最多、交易规模最大的城市。
此外，在全国十大生产资料市场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目前已拥有6个，使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明显加强，从而有利于引导企业按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合理分工和安排生产。
而随着CEPA的签订，标志着珠江三角洲的近年来极力倡导的“大珠三角”经济区的规划已经得到国家和香港、澳门的大力响应，所谓“大珠三角”就是在原来的“小珠三角”的基础上，再加上香港和澳门。
“大珠三角”中的中心和龙头是香港，由香港这个以国际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航运中心为主的国际服务业中心支撑和带动“大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的发展。
这样就解决了中心城市之争以及个城市的定位。
广东要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香港以服务业为主、制造业为辅，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以现代物流业和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中心之一。
澳门则仍然是以其现有的旅游业为主的服务业城市。
?这样，形成两大产业群体：珠江口东部城群体即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为辅，发展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信息产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石油化工工业基地(惠州)之一；珠江口西部城市群体即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为辅，发展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家电和五金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为基地和基础工业基地(珠海)之一。
CEPA加速港珠澳大桥建设，将影响珠江西岸尤其是珠海市的城市功能。
港珠澳大桥建成后，将加速“大珠三角”世界最重要制造业中心向西岸扩展，珠海依托香港的国际服务业优势和国际化中心城市优势，发展成为粤西的制造业中心城市。
综上所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要想持续高速发展，离不开区域经济进的协调发展，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只有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和优势，大力促进各地区域经济的发展，才能使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可持续、健康地发展，长珠三角洲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最具亮点的地区，因此，更好的研究、分析这两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寻找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对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更好地融合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去，具有积极意义。
长三角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一、合理推进“双轮驱动”战略，增强中心城市的协调带动作用。
上海、南京、杭州作为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呈现下降趋势，但这些城市更加注重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不断提升产业专业化水平。
合肥、安庆、滁州、宣城、马鞍山等西部城市的产业协同集聚指数不断上升且协同集聚指数相对较大，这些城市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相对比较接近，产业之间处于均衡发展的状态。
而苏州、嘉兴、无锡、宁波等东部城市，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非均衡产业发展模式导致了协同集聚水平相对较低。
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各级政府在推动“双轮驱动”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引导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合理布局。
当地政府应该对所在城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水平进行评估测算，在此基础上掌握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及其空间形态，科学预测产业协同集聚未来发展趋势。
以此为基础，应该根据各产业细分行业以及城市要素禀赋、经济状况的差异性，采取差异化的产业集聚发展政策，在产业布局上应该避免陷入盲目追求集聚度的误区。
政府的产业布局战略不应纠结于均衡抑或非均衡思维，以营造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共生关系作为发展重点，推进产业空间协同集聚，充分发挥产业链、市场链和空间链的链式协同效应和涓滴效应。
长三角城市群应坚持产业错位发展的空间模式，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协调带动作用。
上海、杭州等作为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较高层次，应该积极实现从要素集聚功能向产业协调功能的转变，充分发挥技术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经济带动效应，与外围城市形成“中心—外围”产业梯度发展格局。
应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集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行业，其自身所具有的知识密集型特征有利于推动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推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城市扩散。
如，上海应该通过承接国际生产性服务外包和生产性服务FDI，吸引研发中心、管理中心、投资中心等，积极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满足上海本地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应该进一步辐射江苏、浙江、安徽。
南京、杭州、苏州等中心城市应该利用在科技、信息服务业等方面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寻找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与上海实行错位发展，并且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建成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
其他外围城市则应发挥本地的比较优势，将不符合发展规划的制造业向外转移，通过引导资金、高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向先进制造业企业集聚，打造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产业协同集聚发展本身就包含着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而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关系就是由集聚效应为主转变为扩散效应为主，从而形成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良性空间布局。
长三角城市群应该进一步消除城际经济活动存在的人为障碍，利用便利的基础交通设施增强城市之间的联动发展，扩大城市之间的经济辐射范围。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产业协同集聚的拥挤效应。
长三角城市群内规模较大且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应通过经济转型实现经济发展，疏散过度集聚产生的拥挤效应。
利用人才、资金集聚优势，致力于发展知识密集型、高附加价值的生产性服务业。
充分利用市场优势，努力形成外围城市制造业的专业服务地区，实现经济转型，有效减少拥挤效应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借助产业转移的途径，将对土地、交通、资源等依赖性较强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着力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缓解大城市乃至超大城市的过度拥挤。
对于城市群内部城市规模相对小的外围城市，应该注重提高制造业专业化水平，为企业发展提供更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通过利用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升级。
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积极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引进人才、资金，打造中心城市的生产基地或研发基地，与中心城市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异。
三、进一步发挥产业协同集聚效应，促进产业升级。
从实证结果来看，当所在城市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较低，或所在城市城市化水平低，或所在城市政府预算支出较低，其产业协同集聚不利于产业升级。
所谓产业集聚间分工，就是以价值链空间分布的离散化和网络化为导向的产业集聚的重新组合现象。
随着区域一体化和产业集聚的发展，长三角城市群集聚产业已经发生了价值链的空间离散化布局，如江浙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在服务业发达的上海扩展其价值链，而上海将本地企业中的制造环节迁往制造业发达的江浙地区。
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应该积极推进产业集聚间分工，也就是通过集聚区内的企业跨区域协同发展，使得溢出效应在空间上形成产业集聚间的专业化分工，要素流动和信息交换速度得以加快，原有产业集聚的优势重新整合，形成产业关联更为紧密的“集聚束”，从而优化资源在空间上的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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