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什么时候传入中国(西医什么时候传入中国有多少年)

最早将生理学传入中国的是传教士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

已经出版的《简明广东史》称：“西医传入中国以种牛痘为最早。”并说明清嘉庆十年（1805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传种牛痘于广州。这种说法亦见于不少著作，其实并不准确。

历史上，广东确实是西医传入中国最早的地区，传入的时间在明后期，传入的地点在当时尚属广东的澳门。

而且，在清初康熙年间，广东就出现了最早的以西法西药治病的中国医师。

这一时期被称为“第一次西洋医学传入时期”。

西方近代医学传入中国，第一次传入的时期是明代后期，正当16世纪欧洲科学和文化开始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在西方由于生产力发展，人们的思想活跃，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都出现了革新的高潮。

在医学领域，由于人体解剖学的开创，意味着西方近代医学的开端。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入华传教而传播西医，就是从人体构造、解剖学开始的。

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所撰的《西国记法》，主要讲记忆方法，但该书《原本篇》涉及人体构造，介绍脑的位置及功能，被认为是西方神经学传入中国的开始。传教士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是西方解剖生理学传入中国之始。

西方传教士于清初继续来华，利用医药进行传教活动。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5月，康熙皇帝患疟疾，久治不愈，由于传教士献上金鸡纳及其他西药治愈了他的病，从此传教士益得康熙皇帝信任，传教士医师的医疗活动得以扩大，西医药的影响也得以进一步扩大。

西医什么时候传入中国有多少年

Ⅰ、近代西方医学发展概述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1543年，维萨里发表《人体构造论》，建立了人体解剖学。这既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水平上复活，又标志着医学新征途的开始。

17世纪实验、量度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哈维发现血液循环。

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其中之一，显微镜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

18世纪莫干尼把对疾病的认识由症状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学，为研究疾病的生物学原因开辟了道路，此外，牛痘接种的发明，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一些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

到了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微尔啸（Virchow）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的原因解释为细胞形式和构造的改变。

细胞病理学确认了疾病的微细物质基础，充实和发展了形态病理学，开辟了病理学的新阶段。

19世纪下半叶巴斯德证明发酵及传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国人科赫(KochR．)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并改进了培养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染色方法，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发现。

巴斯德还用减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进行疫苗的研究，从而创立经典免疫学，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梅契尼科夫（MechnikovlI．）系统阐述了吞筮现象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

在临床医学上，19世纪诊断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叩诊法在临床上推广应用；雷奈克(LaennecR．)发明听诊器；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

19世纪中叶以后，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外科学开始迅速发展。

19世纪末期，体腔外科普遍发达，这样许多临床专业(如妇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进行内科处置外，外科方法也获得重要地位。

药物学方面，19世纪初期，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来。

到19世纪末合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

19世纪，预防医学和保障健康的医学对策已逐渐成为立法和行政的问题。

劳动卫生学、营养和食品卫生学、学校卫生学相继产生。

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卫生学中又划分出社会卫生学，它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的健康情况，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以及与它们斗争的方法。

此外，英国南丁格尔(NightingaleF．)1860年创立护士学校，传播其护理学思想，提高护理地位，使护理学成为一门科学。

Ⅱ、西方医学的再次传入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

由于当时主要传人的只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而且西医在临床治疗技术上并不优于中医，故影响不大。

西医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影响是在19世纪初，牛痘接种法以及西医外科和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随着西医传入的扩大，近代西医学的成就相继引入中国，从而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原有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性质。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由沿海进入整个内地，几十年间教会医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为和教堂一样引人注目的教会标志。

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与西方世界接触的前沿，也是西方医学最早输入和最先繁荣的城市。

早在1835年广州就有了传教士建立的第一所眼科医院，1838年“中国医学传教协会”在广州组成。

鸦片战争后，1842年11月伯驾从美国回到广州于旧址重开医院，在1845年以前，教会医院的外科切割手术都是在无麻醉下进行。

1846年伯驾引入乙醚麻醉法在他的医院第一次试用，使医院在实施外科手术上有重大进步。

同年10月，伯驾又从波士顿买到杰克逊(JacksonCT．)医师研制的麻醉仪和一批乙醚，随同附来的一封信介绍有使用这种仪器和药物的方法。

这种仪器的安全性显然更好。

时隔两年伯驾很快又引进氯仿麻药，1849年11月24日，他首次对一例膀胱结石病人用氯仿麻醉，结果十分成功。

麻醉药引入教会医院，使教会医生外科手术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展。

以伯驾为代表的教会医生在引进麻醉剂方面是迅速的。

1846年美国医生摩顿(MortonWTG．)首先使用乙醚拔牙。

在英国1846年12月，伦敦外科医生也开始应用乙醚于外科手术，1847年11月15日辛普森医生在爱丁堡皇家医院首先用氯仿于外科手术。

这两种麻醉药为西医外科发生根本性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教会医生和他们本国教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使他们能即时地输入一些新技术，为教会医院在中国的发展保持技术优势。

1842年后广州教会医院的治疗范围逐渐扩大，眼病虽然是医院的治疗重点，但是疾病的种类已涉及到内外科、骨科、皮科和牙科方面，手术包括肿瘤、膀胱结石、乳腺疾病、坏死性骨骼切除等。

广州眼科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教会医院，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小诊所。

例如，1848年美国公理会鲍尔(BallD．)医生在城内公理会教堂里开有一个诊所，1851年美国长老会医生哈珀(HapperAP．)在广州开办惠济诊所。

五个口岸的教会医院的根本宗旨当然是为了传教，但同时它还发挥着另外一个作用，即给口岸上的外国商人、侨民和驻军服务。

譬如宁波舟山教会诊所为驻扎舟山的英军提供大量药品。

上海伦敦会医院开创之初的主要经费都是向上海的英国侨民募捐的。

英国传教士洛克哈特开创了在上海建立教会医院的历史。

他看到了上海作为华东沿海一个商业中心的重要性，于是停止舟山诊所工作转到上海。

洛克哈特在1845年的医院报告中说，他的医院一年时间治疗的病人达一万余人次，不仅有上海的居民，还有苏州、松江等附近城镇的患者。

鉴于这种有利的形势，1846年起他又计划建立更大的医院和购买更多的设备。

1849年上海医院开始用氯仿进行外科手术。

在上海从事医药事业的教会仍然是英美的基督教差会和法国天主教会。

1847年美国浸信会曾派遣詹姆斯(JamesJS．)来上海开诊所。

1848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泰勒(TaylorG．)到上海办诊所持续了5年，1854年由凯利医生接替直到1856年。

美国圣公会的菲什(FishMW．)医师1856年到上海，在城里圣公会教堂附近设有一个诊所直到1858年。

法国天主教会于1849年在上海建天主教堂，教堂里兼开诊所，神父勒麦特里(lemaitre)和法国两名外科医生法勒(Fallier)和休巴克(Hubac)在这个天主教诊所负责医务工作，诊所维持到1867年。

宁波、厦门、福州三个同时新辟的口岸,传教士当然不会放弃。

这三个口岸医药传教的情形与上海、广州没有根本区别，不过规模较小。

1843年11月浸礼会的麦高恩(MacgowanDJ．)就在宁波城内商业区利用一个中国商人提供的房屋办起诊所，主要收治眼病患者。

次年，美国长老会的麦卡特夫妇(McCarteeDB．)到宁波传教，在住宅里看病，他们在这里收养中国女孩金韵梅并给予教育，然后送到美国纽约学习医学，学成回国后一直为教会作医疗工作，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留学医科的女医生。

1841年厦门被英军占领。

1842年6月，英国传教士卡明(CummingWH．)医生在靠近厦门的鼓浪屿开办诊所，1843年11月，美国长老会赫伯恩（HepburnJC．)也来到鼓浪屿在卡明的诊所工作。

但是，根据教会的指示，他们很快从鼓浪屿转到厦门市区内。

1848年伦敦会医生希斯洛普(HyslopJ．)到厦门开始医药传教工作。

1850年美国长老会扬(YoungJH.)医生到厦门开办诊所。

1853年赫希伯尔格(HirschbergHJ．)从香港来到厦门接替扬，直到1858年。

福州教会更晚，1848年秋季，美以美会怀特(WhiteMC．)首先到福州开诊所，1851年威尔纳（Wiley）来继续这里的工作直到1854年回国。

1850年英国圣公会的韦尔顿到福州，在一个佛教庙宇办诊所到1856年。

1842年后香港变成英国殖民地香港有大量英国驻军和外国商人，当内地发生战争时大部分传教士和侨民便选择香港作暂栖地，这个狭小的港岛成为出入中国的重要门户。

港岛因此变得拥挤，加之气候炎热和潮湿，经常流行疟疾、痢疾和黄疸病。

病人不仅有原岛上的中国居民，还有英军士兵。

英军舰船上的军医院无法适应病人大量增加的治疗需要，军医院从船上搬到岛上。

1843年军医院全部迁入港岛上一幢新建的楼房里，同年，香港成立公共卫生和清洁委员会，1844年3月，香港颁布“维持香港殖民地秩序和清洁”的公告，1845年香港成立“中国内外科学会”，由英国海军医生塔克(TockerA．)任会长，合信(HobsenB．)任秘书，成员共7人。

学会下面设一所图书馆，他们和内地教会医生有密切的关系，定期召开医学讨论会，与内地医生共同研究中国常见的流行病和中国植物药物等问题。

由塔克代表该医学会提议在香港建立一所教会医院和医学校，教会医院计划很快得到实现，但关于香港医学校的计划后来因为经费来源出现了困难和香港内外科医学会的悄灰解体没有得到实施。

在学会直接组织下，1843年6月，香港第一个教会医院落成。

医院的主要工作除门诊部外还有可以容纳40多人的病房。

实际医疗工作是合信和另一个医生承担，同时经常有一些在港的外国医生帮助，1848年初，伦敦会派赫希伯格来香港负责医院工作，并于1848年3月20日在中国九龙增加一个诊所。

赫希伯格在香港工作到1853年后转到厦门。

合信培养的两名中国青年参与眼科病的治疗和手术工作。

合信对医学教育抱有浓厚的兴趣，1844年他向香港内外科学会建议尽快发展香港医学教育。

他认为，可以首先组成一个6到10人的医学班，前期讲授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课程，然后在医院实习临床科目和解剖示范。

医学会虽然批准了他的计划，但在三年后，1847年当合信再次从英国回到香港时，他带来的在国内筹集的经费远远不够用于建立一个学校，加之香港医学会的解散，合信设想建立香港医学校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

(后来香港出现的医学校与合信无关)但是，1850年，合信却在广州发表出版中文书籍《全体新论》，合信希望这本医学著作成为向中国人讲授西方医学有益的教材。

《全体新论》有过几次再版重印，一度成为为数不多的几本中文标准医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