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配额是什么意思(黄金配额是什么意思呀)

金制度是一种金融领域的制度或体系。

金制度是一种关于黄金在金融活动中的规则与体系的总称。

在金融体系里，黄金往往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储存和交换媒介，其价格波动及流通方式都受到金制度的规定与约束。

金制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具体形式和实施细节，但其核心都是围绕黄金的开采、储备、交易、价值衡量等方面展开。

以下是关于金制度的详细解释：

1.黄金的角色与功能：在金制度中，黄金通常被视为一种重要的资产形式和价值储存手段。由于其稀缺性和广泛的接受度，黄金在金融市场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括作为投资工具、避险资产以及国际贸易中的支付手段等。

2.金制度的主要内容：金制度通常涉及到黄金的开采、销售、储备、交易等方面。

这包括规定黄金的开采配额、官方储备比例、市场交易规则等。

此外，一些国家的货币体系可能会与黄金挂钩，即实行金本位制，此时金制度对于维持货币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3.金制度与金融市场的关系：金制度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显著。

在金融市场波动较大的情况下，黄金往往成为投资者的避险工具。

金制度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对于黄金的价格形成机制以及市场信心都至关重要。

同时，金制度也是国家金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宏观经济调控和金融市场规范化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总之，金制度是关于黄金在金融领域中的一系列规则与体系的总称，涵盖了黄金的开采、储备、交易等方面，在金融市场及国家金融政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黄金配额是什么意思呀

旧上海黄金风潮案

1946年3月初，国民政府决定开放外汇市场，实施黄金买卖政策。

此事的起因是，当时国统区物价狂飙，民不聊生，国民党官方货币——法币的地位岌岌可危。

在行政院长宋子文的主持下，国民党政府企图以此来回笼泛滥的流通货币，抑制汹涌的通货膨胀。

但在抛售黄金的过程中，官僚特权势力狼狈为奸，趁机大肆贪污营私，从而引发了一场极为混乱的社会动荡，上海市民连称：“国民党气数已尽”。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金风潮案”。

抛售黄金无济于事

黄金买卖由中央银行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所谓“买卖”，主要还是大量低价抛售为主，中央银行间或有买进黄金，但数量极少，而且都是矿金，做做样子而已。

实际上只有“卖”，没有“买”，因而在一般市民眼里，买卖就是抛售。

抛售的办法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明配。

每天上午10时，由中央银行根据当日上海黄金市场的金价规定牌价，由上海的金号、银楼公会会员，提出当日申请购进的黄金数量，交由公会负责人报请央行业务局配给。

上午由央行将黄金配下，下午金市收盘时，配售户将配给的黄金的价款缴库。

第二种是暗售。因为当时明配的黄金数量总是供不应求，遂由央行根据市场波动情形，暗地将黄金交由委托的几家金号、银楼，向市面抛售。央行不直接露面，说是为了便于控制，实际上是为了便于勾结舞弊。

黄金买卖的中心，自然是号称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

央行抛售黄金的市场代理人，是上海金业公会和上海银楼业公会，具体由同丰余、太康润、大丰恒三家金号，方九霞昌记、杨庆和发记两家银楼负责，他们经领和分发所有中央银行配发的黄金。

在最初的几个月内，上海的黄金市价波动还比较小。

全权负责的宋子文，对黄金买卖的动向十分关注，要求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央行业务局正副局长林凤苞、杨仁安等人，每天向他汇报黄金市场的动态。

财政部长俞鸿钧则被架空在一边，无权过问此事。

然而，局势正慢慢变得失控，所谓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诚哉是言。

1946年10月以后，随着国共内战的演进，战局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军费开支猛增，金融市场便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到了1947年初，市面金价一天几波，中央银行虽然逐日抛售金条，但涨风仍不能平息。

当时，全国各地的金价普遍高于上海，以1947年2月11日的金价为例，每根金条上海最高为734万元，北平为860万元，南京为930万元，武汉为950万元，重庆为950万元，广州竟高达1100万元。

于是乎，全国各地游资纷纷流向上海抢购黄金。

许多高级军官，都把领到的军饷钞票暂不下发，大批装运到上海来抢购黄金美钞。

运送战备的火车，成为运送钞票的专列，各大派系为了争夺交通工具，还大打出手，军心一片混乱。

连中航的飞机，也被人用来运金。

上海黄金库存很快见底，宋子文急忙调用运输机，从重庆的黄金库存向上海输血。最高的一天，曾抛售黄金10万两，但也无济于事。

停售黄金引来抢购风潮

60年前的1947年初，上海各报上这样的标题比比皆是，令人不寒而栗：“物价如脱缰之马，各地粮价飞升，平民叫苦连天。”“百物一致暴涨，市上一片混乱。”。

而此时，金融市场也一片混乱，并带动物价一再狂涨，社会动荡不安。

上海的米价1946年涨了15倍，1947年则涨了20倍。

其他与市民生活密切的商品，也无一不涨。

市民一觉醒来，往往发现原先够吃一天三顿饭的伙食费，这时候已经只能吃两顿饭了，晚饭需要勒紧裤带了。

2月中旬，上海多家米店、银楼，被愤怒的市民捣毁。随后，广州、武汉、长沙等地，相继爆发相同的事件。

面对这种情形，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决心停止抛售黄金。

他叮嘱宋子文说：“今日所应急切图之者，尤莫重于改变经济政策。

”宋子文还想变更外汇汇率和继续抛售黄金，被蒋介石一口拒绝。

但下一步如何走，他也不知道，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2月16日，行政院发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重新实施黄金管制，禁止黄金买卖。并且组成了经济监察团，对商民持有的黄金和美钞，加以充公或按市面牌价兑换，从市民手中抢得仅有的一点物资和金钞。

但是，停售黄金，却引来了更为严重的抢购风潮，社会危机如决堤之水，无法抵挡。

风潮由上海始，蔓延至全国各地。

金价狂涨带动了物价狂涨，百姓生活成本大幅上升，许多家庭财产缩水三成。

商店则囤积居奇，不愿出售货物。

市民也开始加入到抢购物资的风潮中去。

一些中小工商业者为了保本保值，只得从流动资金中移出一部分，购买与生产无关的物资。

许多企业都在风潮中破了产，市面混乱不堪。

由于黄金风潮闹得民不聊生，国民党内就有人呼吁，要彻查黄金案的责任。

有的人则把矛头直指宋子文，想乘机把他赶下台。

著名学者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更是火上浇油。

不同的动机，汇成了一股打倒宋子文的浪潮，酿成国民党内部异常激烈的斗争。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为了以示公正，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彻查“黄金风潮案”。

调查分三条线进行：在军队，由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组成调查团，负责调查军人在风潮中挪用军费抢购黄金的情况；在民间，由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组织“经济监察团”，负责调查上海商民投机倒把、违反金融管理规定的行为；在上层，由监察院委派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四名监委，负责此案的清查。

“金牛党”狼狈为奸营私舞弊

这三条线，关键还是监察院的那几个老家伙，许多人还指望他们扳倒宋子文呢。

监察院院长是民国元老于右任。

他早就对宋子文看不顺眼，想通过查案，一扫人称“养老院”的监察院的萎靡之风，给世人一个交代。

他说：“这次的查案，监察院必须下决心打老虎，不要只拍苍蝇。

”四监委深受鼓舞，决心查个水落石出。

通过一段时间的明察暗访，四监委查获了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同丰余号经理詹莲生，利用公会主席的地位以及熟悉中行库存情况，操纵上海金市攫取20多万两黄金的事实。

这是因为，抛售虽说面向公众，其实仍是暗箱操作。黄金的抛售都归同丰余号经理詹莲生负责，再由同丰余号分配给有关系的金号、银楼，他们利用“火耗”等名目，从中大肆克扣，中饱私囊。

据当时任中央银行稽核处的李立侠回忆：“甚至中央银行以所存400两一块金砖，熔化为市面通行的10两一根金条，也不经过当时的中央造币厂，而直接交詹莲生分配给有关金号、银楼代熔，每条付给三分火耗。”。

其实，詹莲生所获得经营暴利，何止火耗一项，当时查案的监委就收到举报，说詹“一年中所赚得的黄金有10万条以上”。

监委们曾询问詹莲生：“你赚得的大量黄金哪里去了？”。

詹莲生毫不在乎地回答说：“赚项大，应酬也大，并没有得到多少金子。”接着又大谈他和宋子文、贝祖诒的关系，嬉皮塌脸，有恃无恐。

显然，詹莲生是上海黄金商人和央行之间的纽带，而且神通广大。因为詹莲生虽只是个小小的经理，却包办了中央银行暗售的所有黄金配额，而其他几家代理金号、银楼的黄金配额，也要靠他来分配。

说穿了，这其中自然少不了詹莲生与中行总裁贝祖贻、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和副局长杨安仁等人的勾结。

詹莲生与贝祖诒同为苏州人，与贝家有亲戚关系。

早在贝祖诒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时，两人已经狼狈为奸，在外汇买卖上大捞了一票。

林凤苞、林仁安则一直是贝祖诒的亲信，原先也在中国银行任职。

贝祖诒任中央银行总裁，就把这两个亲信捎上，当了央行业务局的正副局长。

贝、詹、林、杨，实质上是以同丰余为掩护的一个贪污团伙，被上海市民称为“金牛党”。

宋子文的推托

事情越查越多，正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可笑的是，同丰余竟是一家没有向政府备过案的黑店，这下监委们似乎找到追究的把柄了。

他们向上海市社会局质问道：“何以同丰余没有批准立案，而经理这样重大的业务，你们不加以取缔呢？”。

社会局负责人苦笑着回答说：“贝总裁招呼我们不要管，我们只好不管。”。

监委们询问林凤苞，林的回答更加振振有词：“因为上海金业公会会员复杂，不可靠的多。詹是公会主席，熟悉情况，有信用，有号召力，贝总裁也知道他的负责可靠，所以选择他负责。”。

再去盘问贝祖诒，回答也是差不多的口气。

四监委又向贝祖诒询问抛售黄金的情况。贝傲慢地回答说：“央行原有库存总数，从1946年3月至11月的抛售总数和现存底数都有，但事关机密，奉主席（蒋介石）谕，对任何人不能公开。”。

四监委只得从其他渠道再打探，最后还是利用了孔祥熙与宋子文的矛盾，获悉了中央银行已经将全部库存900万两几乎售罄的内幕。

据孔说，他卸任财政部长时，交给宋子文的库存共有900多万两黄金。

央行在宣布停售黄金时，已经是库存告罄，无金可售了。

监委们核以央行每月售出黄金约70万两，共计12个月，约为850万两左右，孔祥熙的说法是靠得住的。

不过，央行抛售黄金没有什么法定的手续，一切都有宋子文、贝祖诒说了算，“ok”了事。同丰余连一本进出的账目都没有。也就是说，监委们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可以拿到手，这使查案阻力重重，难以获得突破性进展。

线索也就到此为止了。

世人都明白，这几人的顶头上司就是宋子文，宋子文的上面还有蒋介石，怎么办？如何查？

恰好宋子文那几天在上海办事，监委们听说后，请示于右任，于答：“继续查。”于是监委们赶往宋宅，正好把宋子文堵在家里。

监委们得到的情报是，出售黄金经过政府的同意，而引起大风潮的停售黄金令，却没有经过政府的讨论或同意，完全是宋子文个人的决定。于是监委们诘问这是怎么回事？

宋子文一脸不屑，说：“停售黄金是奉主席的口头指示，我不过是奉令行事。

至于事先没有提出讨论，一来事机急迫，二来主席的意思，大家也不会另有什么好办法。

否则，会徒然引起一些无谓的争论，暴露国家的机密，影响戡乱大计。

”他又说：“我能力有限，已经向主席提出辞职，一切听上面决定处理。

”。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监委们只好倚老卖老，硬着头皮打电报给蒋介石，询问停售黄金是否确奉主席的命令？

国民党败象毕现无遗

何汉文等人，一面探听蒋介石的真实意思，一面先造声势。

他们在监察院领衔10多名监委，提出弹劾“宋子文、贝祖诒案”。

立法院开会时，还把宋子文、贝祖诒请来质询，弄得两人面红耳赤，下不了台。

接着参政会也向宋、贝两人提出质询攻击。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监委、立委们知道，接下来，关键要看蒋介石的态度如何了。但他们的电报发出后，却迟迟不见蒋介石的批复。

监委们想见蒋介石，哪里有合宜的时机。有老于此道的人出主意，让他们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查询一下，看看蒋介石有无批复。果然，那里有人拿出一份文件，笑笑说：“批示有的，不大好复电，你们看看吧。”。

四监委拿过文件，原来蒋介石在电报上的批示是：“并无其事。事到如今，有何办法。”四监委看了，都啼笑皆非，怪不得一直没有回音。看蒋介石的意思，显然也没有办法，只能不了了之了。

的确，蒋介石也陷入两难的境地。

据当时任中央银行稽核处的李立侠回忆：“蒋介石对中央银行是十分重视的。这是他的总账房，不许别人为所欲为。由于宋子文乱花了他的家当，他就断然把宋赶走了。”。

不过他也知道，宋子文也是为他在办事，试想，不是宋子文殚精竭虑，他打内战的巨额经费，又从何而来？真要追究的话，自己是点过头的，对于这一事件，应该负有主要责任。

何况宋子文毕竟是自己的大舅子，关起门来始终是一家人。

但他又对宋子文、贝祖诒在不知不觉中花掉大量外汇和黄金，恼怒不已。

但无论如何，事情总要有个交代。

1947年3月，中央银行进行改组，贝祖诒被免去总裁职务，由张公权接任。

宋子文也于1947年3月1日辞去行政院院长，黯然南下，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行政院长一职由蒋介石兼代，不久改由张群接任。

两张都是政学系的风云人物，这番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政学系是得了大便宜的。

詹莲生、林凤苞、杨仁安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詹12年；林、杨分别7年。但在美金、大黄鱼的打点之下，三人后来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依旧逍遥法外。

黄金风潮案就此告一段落，但国民党政府的败象已经毕现无遗。此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形势一泻千里，整个国统区的政治、军事、经济，都开始呈现崩溃景象。